《人民政协报》编者按：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响应“五一口号”的号召，参与筹备新政协及创建新中国这一辉煌的历史进程。从“五一口号”至今，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不忘合作初心，坚持协商民主，为人类政党政治和政治文明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路径。为纪念“五一口号”发布70周年，本报开设专栏，约请专家学者，就“五一口号”的现实意义和坚持好发展好新型政党制度等发表见解，以飨读者。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和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既不同于一党制，也不同于两党制、多党制，而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这一制度之所以能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确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显优势而独特，经风雨而弥坚，为人类政党政治和政治文明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路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70年前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注入了红色基因，奠定了坚实基础。
确立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中的领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中居于领导地位，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是与西方两党制、多党制的本质区别，也是多党合作坚持正确方向、发挥制度效能、保持生机活力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多党合作一开始就有的，更不是中国共产党强加的，而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响应“五一口号”的自觉选择。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多党合作，大多始于20世纪40年代。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社会基础，是反帝爱国、追求民主的进步力量，一成立就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合作关系。但是，作为处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势力，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并没有完全认同，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大决战中，有的成员还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第三条道路”。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国民党蒋介石倒行逆施、节节败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越来越被中国社会各界人士所认同，政治品德和高风亮节也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高度赞赏，从而把国家前途和民族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界民主人士热烈响应，相继奔赴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同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中国。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负责人谭平山5月23日在香港撰文指出，“为着争取革命的提前胜利，是要大家多负责的，而领导的责任，更不能不放在中国共产党肩上”。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郭沫若等55位已到达解放区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联合发表声明，明确宣告“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宋庆龄女士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质是对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纲领的政治认同，而“五一口号”提出的“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就是这一纲领的重要体现和实际步骤。“五一口号”发布后，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集会讨论后一致认为，这是“政治上的必须的途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九三学社等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先后分别发表响应“五一口号”的声明、宣言和告全国同胞书，并在通电中指出，“中共‘五一’号召事关国家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发表声明说，“革命的三民主义，必定是与新民主主义同其内容”。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政治决议指出，“中共采取新民主主义的道路，与本党历来主张的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民主政权则完全相同，将来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又是一致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在对美国白皮书的声明中强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它唯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声明指出，“通过新政协会议解决国是，既是今日救国建国的唯一正确途径”，愿“共同为实现新政协而努力”。
由此可见，正是“五一口号”体现的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和实践步骤，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一致认同，从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并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鲜明特色。
构筑多党合作长期稳定全面发展的基本格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新型政党制度，其精髓和特色就是合作。这种合作是长期合作，伴随中国共产党实现初心和使命的全过程，而不是权宜之计；是稳定合作，具有共同的政治基础和宪法保障，而不会因领导人认识的改变而改变；是全面合作，既有政治上合作，还有政权中合作，而不是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排除在国家政权之外。这既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区别于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的一个显著特征。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长期稳定全面发展的合作格局，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逐步形成的，但其基础则是“五一口号”铸就的。“五一口号”发布之前，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作为革命党，多党合作主要是在实现民族独立、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促进民主政治中互相配合支持。“五一口号”发布之时，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新中国如同东方的朝日喷薄欲出，中国共产党将作为执政党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由新民主主义逐步迈向社会主义，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构筑新中国的宏伟大厦和未来建设中，还要不要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继续合作，以什么形式和格局进行合作？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作出回答的重大政治问题。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实际上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并把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国家政权、参加政治协商作为多党合作的两个重要方面。
多党合作长期稳定全面发展的格局正是在这样的轨道上形成的。“五一口号”发布10个月后的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明确要求，“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在进驻北平途中，毛泽东同志对周恩来同志说，对作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职务。一年后的1949年6月，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北平中南海举行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预备会，确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和代表名额，起草和制定《共同纲领》。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确定了国旗、国歌、国号，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了新中国。在政权结构中，中央人民政府6名副主席，党外人士有3位；政务院4名副总理，党外人士有2位；政务院下属委、部、会、院、署、行34个机构的109名正副职位，党外人士有49位。从此，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在国家政权机关担任领导职务成为多党合作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1949年10月，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共同政治基础，开始了共同建设新中国的新征程。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成为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改革开放后的1993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正式写入宪法，成为全国人民的意志。
开创中国政治协商的新境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新型政党制度具有三个规定性：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政治协商是多党合作的基本方式，也是中国共产党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政治协商包括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政党协商，也包括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族各界人士在人民政协的政协协商。这两种协商作为中国协商民主的重要体现和发展源头，也是“五一口号”生发而成的。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提出了至今仍有重要价值的和而不同的理念，但政治发展中的“党争”在封建社会延续了上千年之久。辛亥革命后仿效西方实行多党制、议会制，搞得中国政治乌烟瘴气。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实行国共合作、多党合作，开启了中国的政治协商。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由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共38人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近代以来在国家层面上政党首次进行的国是协商，但通过的5项协议不久就被国民党蒋介石撕毁了。真正体现多党合作、具有中国人民性质的政治协商的正式形成，则是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其肇始和推动者就是“五一口号”的发布。
“五一口号”明确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绘制了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结合的中国政治发展蓝图，开辟了中国政治协商和协商民主的新境界。循着这个顶层设计和路线图，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等筹备召开了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立了新中国，协商建国成为中国多党合作和协商民主的一个光辉典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多党合作中，探索创造了座谈会、协商会、双周座谈会等多种政治协商形式。1954年，中国共产党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拥护支持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后，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多党合作的重要机构、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渠道仍然继续存在，从而形成了我国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民主两种实现形式，并成为中国协商民主的鲜明特色。
目前，我国政党制度中的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作为推进中国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两条重要渠道，在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协商民主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已经成为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国家现代化治理的有效途径。追根索源，还在于“五一口号”开创的政治协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壤中结出了丰硕果实。
基牢方可高耸，根深才能叶茂。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人类社会政治发展中独树一帜，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民主实现、社会政治稳定、人民利益维护等方面发挥了制度效能，显示了蓬勃生机，就在于“五一口号”奠定和注入的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长期稳定全面合作、推进政治协商的基石和基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只有不忘“五一口号”这个初心，让基石更加牢固、基因更好传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才能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中放射出更加绚丽夺目的光彩。
（作者系中央统战部原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