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末，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的开头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就是要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这里“社会全面进步”不仅是一个号召，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哲学命题。结合今天的时代命题，即践行科学发展观，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在一系列不可回避的问题上再度重温辩证法思想，从而保持一付清醒的头脑。 一、生产力标准是根本标准但不是唯一标准 生产力状况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准，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但历史唯物主义同时指出，生产力标准并不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这是因为，任何社会形态都是一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统一体，所谓社会的全面进步，是指一定社会形态中的各个要素的全面的文明发展状态。就社会全面进步而言，具体地说，衡量社会主义经济方面的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是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衡量社会主义社会政治方面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是民主与法制的发展状况；衡量社会主义社会思想文化方面的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程度。一度时期以来，对“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理论的简单化、庸俗化理解导致了生产力标准使用上的混乱和片面性，加速了某些领域唯利是图的混乱状况和思想无序状态，单纯的产值和利润标准上升为唯一知人论事的标准。对一个清醒的理论者和清醒的政党来说，绝不能用生产力标准去取代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具体标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小平同志告诫我们要全面准确理解社会主义的理论乃独具慧眼。 二、主要矛盾当是“带动功能”而非“代替功能” 我们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水平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的重心是“经济建设为中心”。但经济建设这个主要矛盾对其它从属矛盾是起“带动功能”而绝不是起“代替功能”的。经济的进步可能带动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进步，但不要轻信经济上了台阶其它方面就会自然而然上台阶。历史的经验告诫我们，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性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常常不依人们的主观愿望而转移。 三、服从服务于“中心”，但切忌釜底抽薪 基于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我们对自己的工作提一切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是抽掉社会主义本质去搞为所欲为的自由经济和无政府经济。失掉政府约束行为的自由经济只能导致社会的混乱。对那些不择手段毫无规范的经济行为，理所当然应当运用社会主义的有效杠杆予以绳正，以此完善公正合理的市场行为和市场机制。必须旗帜鲜明地重申：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终极目的是让全体劳动人民共同富裕，让那些钻空子和坑害国家利益的人不受约束地富起来，应该说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愿望。 四、“两个文明”一起抓一起上还是“一个先抓，一个后上？” “两个文明”一起抓一起上，是我们历史上一度响亮提出的口号。但不用讳言，回头看，一度时期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即精神文明建设的步伐显得相对滞后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却在一些层面上出现了偏颇。精神文明建设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愿望并没有形成社会普遍的价值导向。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人民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文化生活的质量，就其总体水准还很低，尤其是对我们共和国后代的全方位素质教育很难形成良性循环的“生态环境”。恩格斯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可以在精神文明上演奏第一小提琴的预言，实践起来竟是如此艰辛。 以此观之，“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可谓是警钟长鸣！ 五、“解放思想”与“思想设防” 在吸收外来文化成果已成为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的今天，我们当然要解放思想，注意防止排斥外来文化的闭关锁国倾向，积极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来促进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特色的形成。然而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在吸收外来文化时是完全思想不设防的，完全思想不设防的“解放思想”只能招致祸害。我们在吸收外来文化的问题上一定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对精神垃圾和文化糟粕一定要毫不手软旗帜鲜明地予以抵制，搞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渗透、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只有如此，才能创造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六、物质部门与非物质部门的价值判断问题 贯彻等价交换的原则，把市场机制引入分配制度，这就出现了“物质部门”与“非物质部门”的价值如何判断的矛盾。物质部门的效益尺度往往是明显的，可量化的，而非物质部门的效益判断却并非易如反掌。 一般说来，在一些需要特殊价值判断准则的领域里不宜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因为，在这些领域里，特殊的价值判断准则往往高于经济准则，或者二者之间难以进行比较，所以不能根据经济准则来简单地进行价值判断，否则，就会对社会造成危害。这类具有特殊价值判断准则的领域包括教育、医疗卫生、基础科学研究、政府的行政司法部门（包括工商、税务）等以及公共安全机构（主要是军队和警察）等。在这些领域里，职业竞争所依据的不是经济准则，或主要不是经济准则。其职能部门也需要进行经济核算，但对于他们来说，经济核算可以说是一种外部的约束条件，而不是一种自发的内在要求。它们的效益评判标准往往同经济准则是矛盾的，以至于某些领域被称作“负效应”领域。然而，这些特殊领域的存在，却是社会经济领域高效益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经济学上称它们是“外部经济”，就是说，它们的“效益”体现为其它领域的受益，体现为整个社会福利的增加。 以为不管什么领域的问题，只要引入市场经济竞争机制就能得到圆满解决，这是一种思想方法简单化的体现。在今天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重新审视一下现代西方文明留给我们的遗产，弄清市场不能干什么，在理论上十分必要。 因此，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精神实质的认真思考和领悟而言，我们要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用辩证法的思维去认真思考江泽民同志曾经关于“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或者说，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叫着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了新的历史阶段，才能毫无愧色地宣称我们正在或已经赢得了“社会全面进步”。 二00九年五月六日 笔者：饶永才，副教授，九三学社四川省委委员，九三学社四川省内江市委秘书长，内江市政协常委。 建议社刊“争鸣”栏目审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