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而立之年的今天，如果让我们回忆作为改革开放起始年的1978诸多往事的话，笔者认为这当中蕴含着的诸多“第一”会使我们不少经历过这个具有特别历史意义的年月的中国人终生难忘。 振奋人心的改革开放起始年的那一幕幕仿佛还在我们的记忆之中。眨眼间，改革开放的征途已经整整走过了30年！在改革开放三十而立的今天，中国已经给了世界一个全新的中国。30年的变化，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这一点，恐怕我们自己最有感触。笔者与千千万万从艰苦的年代一步步走过来的同时代的人们一样，亲眼见证了改革开放的点滴历程，特别是曾亲身感受到过1978这改革开放起始年带给我们的无限惊喜—— 1978年，改革开放的第一年。在这一年冬天一个令人特别难以忘怀的时期，即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宛如推开的一扇尘封的大门，使中国旺盛的生命力终于找到了出口，迫不及待地奔涌而出：“两个凡是” 的方针得到纠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得到确立，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终归实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停止使用；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得以恢复；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得以解决；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得到准确评价；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得以推行；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得以开始……。 1978年，是中国从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中“脱胎而出”的第一年。中国开始从政治轨迹驶入经济发展的轨道。在这一年里，华人首富李嘉诚出席了天安门国庆典礼，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这也表示着中国走上经济发展的正轨了。在这个时候很多外商也闻到了中国钱的味道，纷纷来这里开设自己的分公司，象可口可乐、大众这些巨头就是首批企业。他们从这一年起开始见证着中国企业的兴衰。 1978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得以重建，并首次设置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第三书记”的职务。这是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采取的一项特别举措，从而为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党章的修改，以及1987年中共十三大党章的修改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如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对“第一书记”的提法及其在党内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如下规定:“在党委内部，决定问题要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书记和委员不是上下级关系，书记是党的委员会平等的一员。书记或‘第一书记’要善于集中大家的意见，不允许搞‘一言堂’、家长制” 。而中共十二大党章修改时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作了这样的规定:“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这是党章破天荒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第一书记”的职务设置有所规定。1987年11月1日中共十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就完全删去了十二大党章中规定的“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这也就是说，从十三大起，中央纪委也不再设“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第三书记”，而改设书记、副书记了。从此以后，“第一书记”(以及第二、第三书记)的职务设置和提法就成为历史了。 1978年，由于有了中国在这一年开始的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的改革，所以才有了1979年中国农村推广的以农户生产经营自主权为主要标志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1984年中国做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亦才有了为1992年中国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播下的火种，继而才有了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向世界宣布“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的“燎原”之势。 1978年, 深圳蛇口工业区以其为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赢得的诸多第一而被誉为“特区中的特区”：第一个进行民主选举；第一个改革人事制度,实行聘用制；第一个实行工程招标；第一个进行分配制度改革；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股份制银行；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蛇口模式与深圳速度，一起推动着新中国改革开放的巨轮前行。这里，矗立着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一块巨型标语牌，后被学者誉为“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口号从当初提出到后来迅速传遍全国，同时也饱受争议。在那样的年代，提“金钱”的口号胆子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创造蛇口模式与深圳速度的改革者用最切身的体会，用最直接的语言，诠释了经济改革的核心内容。事实证明，创造蛇口模式与深圳速度的改革者是对的。当年那块贯穿着中国改革开放全过程的口号牌，现在已被中国人民革命博物馆永久收藏。而新标牌亦将永久竖立在这里，因为它已是蛇口的一个标志，已融入了蛇口流淌的血液之中。 1978年,“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落幕，“科学的春天”开始唱响“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让中关村科研人员的心中萌动了暖意，并催生了1980年“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一个既无工商注册、又无法人代表的“地下组织”在中科院的半间仓库里的偷偷成立。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个当时并非被人们看好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便团结了中科院和附近高校里的几百名科学家、教授和大学生，用他们的专业知识服务社会取得报酬，成为一支不折不扣的“科技游击队”。而有谁会想到，这个由一群“不务正业”的科学家偷偷成立的小小服务部，居然开启了中关村乃至整个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序幕。 1978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包含“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等内容的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在广州宣传和施行，于是，即有了1979年广州执照号为0001的第一代百万富翁陈兴昌。这个创业初期被人称作“街边仔”的陈兴昌是宁波人，早年在上海一个知名的西服店里当裁缝，现在市面上的某些西服品牌，就是从大上海当时的一些名店发展而来的。当时上海的服装业较为兴旺，而广州在此方面并没有什么起色。于是，当陈兴昌的妹妹南下到香港时，他也一同到了广州这个服装的“处女地”。开始时，只是一个“穷小子”的他只能给人打工。在改革开放以前，老百姓对“个体户”都很鄙夷，因而邻居看他不顺眼，极少有朋友跟他接近。就连其儿子成年后也难以找到对象，因为大家一听说是“街边仔”的儿子，就避之惟恐不及。辛苦、贫困，并未令陈兴昌一家放弃创业的念头，但不被社会所接受，得不到别人的尊重，那种伤害却让他回忆起来至今仍无法释怀。好在1978年有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在广州及时施行，这才有了陈兴昌的雷厉风行、敢想敢干，因而在别人对新形势忐忑不安时，他已经在这一年到工商局注册，成为了改革开放后广州市第一批正式个体户，继而成了当年广州四个百万富翁之一。 1978年，陈景润、邓丽君这两位改革开放初期最富有开创性意义的偶像横空出世。1978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转载了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的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报告文学让数亿中国人知道了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的陈景润，陈景润的事迹震撼并激励了国人。当时，结束“文革”浩劫不久的中国，包括科技文化事业在内百废待兴，而正是在这一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在科学的春天里，在偶像的感召下，许多年轻人怀着科技报国的激情，奋勇投身科研领域。而1978年来自台湾的邓丽君，通过她那缠绵悱恻的歌曲的渗透，对于已经在革命歌曲中浸泡多年的大陆年轻人而言，绝对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全新体验。《甜蜜蜜》、《小城故事》、《月亮代表我的心》这些永远只倾诉个人情感的歌曲强烈契合了一代年轻人追求个人生活的内心情绪。此时的年轻人不但广泛传唱邓丽君的歌，还追随她的卷发以及鲜艳的衣裙。但与此同时，邓丽君的歌也遭到了所谓权威的抨击，被斥为“靡靡之音”。然而这种斥责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对她的喜欢与崇拜。时至今日，尽管邓丽君去世已多年，尽管邓丽君一生从未在大陆举办过演唱会，但她依旧被众多大陆歌迷视为心中永远的偶像。 　　 1978年，中国教育史上的第一个大学少年班在中科大诞生。一时间，这些孩子被称为天才、神童，成了很多青少年崇拜的偶像。而三十年后，当他们进入了壮年，我们却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如当年在江西赣州八中，一名年仅13岁的高二学生宁铂即将迎来他人生中的重要时刻。因为，这年宁铂父亲的好友、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致信当时兼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举荐这位天才少年。在信中，倪霖列举了宁铂自小就展露出的在诗词、医学和围棋等多方面的非凡智慧。此时中央正好有一个通知，明确要求“国家百废待兴，举贤即是要务”。于是，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就批示中科院下属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中科大随即派出两位老师前往江西赣州对宁铂进行考察。事实上，改变宁铂命运的不仅仅是这封信，早在1974年，著名科学家李政道就曾向国家领导人建议，应该对优秀人才进行特殊培养。尽管此建议得到了肯定，却没有条件实施。而宁铂成为了第一个幸运儿“被中科大破格录取的消息，仿佛一针催化剂，轰动全国，更多的推荐信从四面八方寄往中科大，促使中科大开始在全国招生筹办少年班。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重新唤醒了“科学的春天”。也就是在这一年，宁铂等88个天才少年被招进中科大，正式组成了中国第一个大学少年班。这群孩子中，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11岁。这一年，全国各大报刊都登载了宁铂与方毅副总理下围棋的照片。同样，此时带着红领巾来上大学的小学生谢彦波也成为宣传的对象。少年班的孩子们频频出现在报刊和新闻纪录片中，在激励全国青少年的同时也接受着他们的崇拜。 1978年，18位勇敢的贫苦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在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小岗村摁下鲜红的手印，从而掀开了中国农村大包干的历史崭新的一页。中国千百万个乡村从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1978年12月，“十八户”的当家人聚集在村民严立华家，摁下了生死手印，分田到户。在摁满手印的“秘密协议”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万一走漏风声，队干部为此蹲班房，全队社员共同负责把他们的小孩抚养到18周岁。大包干的第一年，小岗村大获丰收，“十八户”交售的粮食“差不多完成了他们二三十年的任务”。今天的小岗村让周边村庄很是羡慕，然而头顶着“中国十大名村”光环的小岗村，和全国其他名村相比，不论是产值还是人均收入，都有不小差距。种种迹象显示，自1978年以来，小岗村走向集体合作的脉络越来越清晰。 1978年，蜀道上的广汉市，开全国之先河，第一个将向阳人民公社的牌匾摘了下来，走上了农村改革之路。继农村改革开放后，随之而来的城市改革，又使做为重工业基地的德阳、军工企业众多的绵阳和广元相继走上了改革之路。“要致富先修路”、“要改革还得修路”，四川人把改善交通环境和建设快速通道，作为经济腾飞的关键。 1978年，全国最早的房地产综合开发企业广州城建集团在这改革开放的第一年成立，继而广州市又设立了“住宅建设办公室”，迈出了广州住宅市场的第一步。后来，“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改制为了“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并与越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实施资产重组，成为了香港上市公司“越秀投资”（香港证券联交所代码0123）的主体。于是，“越秀城建地产”成为了在全国颇具实力的品牌，成为了全国房地产界的一面旗帜。 ………… 或许，1978的诸多“第一”难以在本文中尽然，但作为改革开放起始年的1978确实应在我们的记忆长河中永远流淌。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有了这具有独特历史意义的起始年的承载，才有中华民族走向复兴、走向多元并飞升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的今天。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万事开头难”。在中国的改革史上，无数的“第一”都具有破冰意义。最重要，最艰难的，是迈出第一步。这30年历史，正是由改革开放起始年的1978的无数“第一”的水滴“放大”而成。 或许，此即为笔者撰此文之启迪意义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