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1949年9月6日在重庆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至今已近60年了。在重庆“美将罪行展览馆”（原中美合作所）有这样的记载： 1949年12月11日，脱险同志联络处协同杨将军旧部胡三高、安志坚、秦一民及各界人士由特务杨钦典指引，在戴匪祠右首的一座花台内挖掘出大、小尸体各一具及骨灰盒一个，据说是杨虎城将军和其子杨拯中的遗体，骨灰盒是已故杨将军夫人的。 杨虎城将军遗体穿黄色子内衣、蓝布裤、布袜，一足无鞋，一足着双梁布鞋一只，骨架中等，有苍白胡须，头发斑白。 杨将军被秘密囚禁多年，最后又被秘密杀害，国民党特务机关不存留有关杨将军的资料是必然的。那么，杨将军的遗体是怎样从无数死难烈士遗骸中辩认出来并加以认定的呢？ 1983年2月29日，从四川内江去重庆参加市政协会议的市政协委员、原重庆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九三学社内江市委创始人、83岁的蒋祝华博士热情接待了西南政法学院刑侦教研室肖允中和刑法教研室朱启昌两同志，讲述了他当年为杨虎城将军治疗牙病和后来鉴定杨将军遗体的往事—— 1947年夏季的一天，重庆市市民医院院长蒋祝华博士接到伪中央医院院长谢锡茶打来的电话：准备好医疗器械，有车来接，去看一个病人。蒋博士和两位助手乘一辆由特务陪同的美式吉普车来到歌乐山下，经过关卡严格检查后进了一个戒备森严的院子，便被带到山上一间四面都有持枪特务严密警戒的房子里。随后带进来一位病人在蒋博士对面坐下。同来的人说，这是杨老先生，他牙痛。“我端详对坐的这位病人，”蒋博士回忆道：“个子高大，头发蓬松，穿一身陈旧的黑色绸衫，表情严肃、目光炯炯。”蒋博士已意识到这位病人不是一般的政治犯。“哪儿不好？”病人用手指指上唇。检查发现病人两颗上门牙松动、根尖脓肿、有明显的叩痛，是颌创伤引起的。如果及时治疗，不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蒋博士提出，应该到医院去拍片、开髓、作根管治疗及根尖切除术。“不行！”管这位病人的特务断然拒绝，“你把它拔掉就行了。”作为医生，将博士感到愕然，也深感内疚和不安，但他有什么办法尽医生的职责呢？病人由于疼痛难忍，只得同意拔掉。蒋博士说：“我违心地为病人消炎、打麻药，很仔细地分离牙根，轻轻地把本来可以保留的牙齿拔掉了，问病人痛不痛，他摆头表示不痛。”约定一个月后为病人镶牙，蒋博士一行便被那辆美式吉普车送回市民医院。途中，同去的张维汉医生在蒋博士耳边说：“知道刚才那位杨老先生是谁吗？就是杨虎城将军！”蒋博士听后思想上受到极大的震动，原来中外闻名的杨将军就秘密囚禁在歌乐山！ 一个月后的一天下午两点左右，蒋博士和助手第二次被接进“中美合作所”。已经知道是为杨虎城将军治疗的蒋祝华博士，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设计了最佳治疗修复方案：用当时最好的黄金牙修复，将金牙固定在最稳当、最舒适的牙上，并使唇侧不留基底。“只准装瓷牙！”这个方案又遭到特务的拒绝。杨将军仍是一个月前那件衣服，身上依然散发出浓重的汗污气，一如既往保持着威严的将军风度。蒋博士真想握住他的手表示致意，但特务监视得很严，只得向他点头致意。本来应该由助手做的事蒋博士都一一亲手去做，为杨将军检查、打齿样、取石膏模……经过数个小时的精心制作，蒋博士又亲手为杨将军装上瓷牙，改颌后，杨将军表示满意，接着就被带走了…… “解放后不几天，有位身材魁梧、北方口音的中年男子到重庆市市民医院找我，说是一道去看一个病人。”蒋博士回忆了他第三次进“中美合作所”的情况。他说，他们的小轿车直驶他到曾为杨将军看病的院子中的一间厅堂前。进厅堂后，那位中年男子让人将厅堂里一副棺材的棺盖打开，请他辨人是否为死者作过牙科手术。他首先周视了这具尸体，骨架中等、头发斑白。随即用口镜翻开上唇腐肌。“我立即看到了我亲手精心制作的瓷牙。两上单臂卡环仍牢牢固定在两个上尖牙颈部，无论从瓷牙数目、安装部位、工艺形态、特别是从我做前牙活动桥时前牙根部不显基底等特点来看，都是我亲手所为无疑。”蒋博士回忆说，其他牙齿也一如他曾检查过的那样毫无差别。于是转过身对那位中年男子肯定地说：“这是杨虎城将军！他怎么……”顿时，一阵悲恸之声突然向厅堂袭来。 几天后，蒋祝华博士接到一份请柬，要他到皇后餐厅赴宴表示对鉴定遗体的致谢。后来他才知道，那位中年男子就是杨虎城将军之长子，原国务院建材部副部长杨拯民同志。蒋祝华老先生的忆述，正是有关杨虎城将军遗体鉴定最直接和极为珍贵的补证。后来，肖允中、朱启昌同志收到了杨拯民同志亲笔复函“蒋祝华老先生所述的人是我，所陈述的经过是属实的。”至此，事隔30年后，这份珍贵的遗体鉴定补充材料才得以为党补充到有关杨虎城将军的历史档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