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２月２７日电（记者苑苏文　张源培）９月３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对于９４岁的九三学社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范子昌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纪念日，更是他生活和生命的转折点。 　　１９４５年９月３日，不到２５岁的范子昌正在陕西汉中修建战斗机机场，从广播中得知抗战胜利的消息后，他和同事立刻放下了手边的工作，走到大街上　　游行欢呼。随后他赶去西安，与女朋友结婚。 　　“当时的青年都牵挂着国家，抗战不胜利就不结婚。”他说。 　　“亲眼看见炸弹从脑袋边飞过去” 　　说起抗战胜利，范子昌掩饰不住自己的激动，声音也提高了。“每个人都很兴奋，日本人害死了很多人，每个家庭都遭受了灾难。” 　　范子昌是河北唐山人，出生在安徽蚌埠，抗战刚刚打响，他和母亲就不得不离开在蚌埠当火车司机的父亲，前往西安，投奔在那里当会计的哥哥。 　　虽然在“后方”避难，但两次返回蚌埠的遭遇仍然让范子昌“后怕”。 　　１９３７年暑假，高中二年级的范子昌回到蚌埠的铁路上看望父亲。突然，空袭警报拉响，他和其他人立刻躲进了机车房旁边的防空洞中。 　　“防空洞上面就是日本人轰炸的目标，我们在里面听着轰炸声很久才停。等到警报解除，我们准备出来的时候，一个洞门已经被炸塌了，非常危险。”他说，“我们只好从另一个洞口爬出来。” 　　同一年冬天，范子昌从蚌埠到徐州搭乘运煤的机车去西安，遭遇了敌机的轰炸。“机车看见日本飞机来了，就顺着铁路跑到有树的路段隐蔽起来，但还是被发现了。” 　　范子昌清楚地记得，当时下着大雪，雪填满了铁路路基旁的几个小防空坑。范子昌和其他人从机车上跳下来，立刻就蹲了进去。 　　“敌机想炸机车，因为没瞄准，炸弹就贴着我们脑袋边飞了过去，１７岁的孩子哪里见过这阵仗，害怕得一动都不敢动。”范子昌说。 　　父子辗转八年终团聚 　　抗战后期，蚌埠也“紧张”了起来，范子昌与父亲几乎失去了联系，直到抗战即将结束时一家人才在西安团聚。那时，他才得知父亲绕了大半个中国的“辗转逃命”经历。 　　１９３８年，台儿庄大捷之后，日本增加兵力包围了徐州。往返于蚌埠和徐州的范子昌父亲也被包围，直到后来随着国民党军队突围。由于南方局势紧张，他回到了唐山老家，但当地已经被日军伪政府控制。他只好前往天津，坐船途经香港到广州，再顺着粤汉铁路到武汉，重新被分配到了长沙的铁路工作。 在长沙没待太久，日本人即将到来的消息改变了这座城市的命运。“当时国民党有个‘坚壁清野’的措施，就是放火烧毁长沙，让日本人来了没有水喝，没有饭吃，无法生存，也就是后来的‘长沙大火’。” 　　据史料记载，长沙大火造成三万长沙市民丧生，全城９０％以上房屋被烧毁。而范子昌父亲由于吃住都在城外的火车上，幸免于难。 　　随后，他前往桂林，在路上赶上了“湘桂大撤退”。“我父亲和我说，难民都顺着铁路跑，火车顶上都是人，甚至车轮的两个车轴之间都躺着人。难民在前面跑，日本人在后面杀，异常惨烈。”范子昌说。 　　后来，范子昌父亲步行到了重庆，那时已是１９４４年。第二年，范子昌被分配到陕西修建飞机场，才终于和家人取得了联系。 　　敌未灭，何以家为？ 　　范子昌１９４３年从国立西北工学院毕业后，进入陕西省水利局工作。“照顾家人”是他选择工作的重要条件。“当时省政府招工，待遇是三袋面还有钱，一袋面４５斤，够一家人吃。我就是为了这三袋面才到水利局工作的。” 　　１９４４年，在老乡的介绍下，他认识了从北京来西安的张瑾。张瑾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西语系，因为不想为日伪政府工作，她来到“未沦陷区”西安，成为一名高中英语老师。 　　“张瑾很朴素，出生于农民家庭，我们也很谈得来。但最初我并不想交女朋友。”范子昌说。由于家人失散，哥哥一直供他读书，刚毕业的他一心想着照顾父母和哥哥一家，自己并不想成家。 　　范子昌用《岳飞传》里的一句话：“敌未灭，何以家为？”表达了自己当时的心情。“不只是自己的家人，那时心里还担忧着国家。”他说。 　　在得知抗战胜利的消息后，范子昌“高兴极了”。“抗战胜利是个大事情，不止是我个人的大事情，还是世界上的大事情。”他说。 　　在父亲的主婚下，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０日范子昌在西安与妻子张瑾结婚。如今，从九三学社北京市委机关退休的他已经是四世同堂，重孙子都１１岁了。（李俊辰参与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