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的召开，揭开了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序幕。中央提出，今后10年，要使“西部地区综合经济实力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上一个大台阶”，“生态环境保护上一个大台阶”。这一轮西部大开发，将会更加注重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更加注重协调发展、更加注重生态环境、更加注重民生改善、更加注重内需拉动和市场推动，是一种更高层次、更高含金量、更大难度的开发。这既为我省实现新的跨越发展带来了重大历史机遇，同时也对传统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和运行管理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 　　过去10年，是我省经济发展最快、城乡面貌变化最大、人民群众得实惠最多、民族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改善最大的十年。尤其是经过近几年的超常发展，全省社会经济正步入爬坡上坎、蓄势突破的关键阶段。如何利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提供的政策扶持、资金投入和项目倾斜等优惠措施，大幅度改善我省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生态环境脆弱、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综合竞争力较弱、区域发展不平衡、公共服务能力薄弱等瓶颈制约，是摆在我们面前迫切而艰巨的任务。 对此建议： 　　一、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寻求体制机制新突破 　　在上一轮西部大开发中，我省抓住机遇，先行先试，大胆改革创新，尤其是近几年来，在一些重点关键领域大力推进改革探索，为下一步体制机制大的突破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我们认为，下一步的改革突破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着力构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管理体制和机制。中央强调，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建立有利于西部地区又好又快发展的体制机制。因此，我省仍然要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寻求新的突破。我们应注意理清公共行政部门的角色定位和职能边界，退出越位，补足缺位，纠正错位，回归本位，尤其是在重大偶发事件应急性处置结束、经济社会秩序恢复正常之后，应着力构建一套充分发挥政府推动和市场机制两方面的作用、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管理体制和机制。 　　二是要突破统筹城乡和新型城镇化的体制机制障碍。我们在统筹城乡和新型城镇化的实验中，已经进行了有益探索，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还存在一些深层次的体制和机制方面的问题。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为我们进行这方面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突破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们认为，有两方面的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一是伴随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由此带来的长期就业压力和潜在的社会稳定问题将会变得异常严峻；二是农村土地产权流转问题一直是统筹城乡试验中的一个难点问题，如何从法律、制度方面寻求新的突破。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分析，形成改革方案，争取国家支持。 　　三是要加强资源管理体制改革。长期以来，四川是中国能源资源的主要输出地，比如西电东送等。但是在资源价格不断上涨的当下，我省并没有从资源开发中得到很好的回报。为此，我们要抓住国家对西部实行资源税由从量征收改为从价征收的机遇，编制或修改完善天然气、水能资源、钒钛等矿产资源开发与利用相关专项规划，尽早争取中央把四川列为资源税改革试点地区。同时，对我省一些优势资源能源的开发，要优先考虑满足四川本地发展需要，把“川电川用”等战略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 　　四是要结合西部大开发，构建汶川地震灾区长远发展振兴的新体制新机制。汶川地震两年来，我省地震灾区已经发生脱胎换骨的巨大变化，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产业发展不仅恢复到了震前水平，并且得到了新的提升。下一步，随着灾后重建任务的基本完成，一方面要以争取中央出台《汶川地震灾区发展振兴规划》为契机，探索建立一套与灾区硬件建设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以保障灾区可持续发展，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要把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中，积累起来的科学重建经验、灾害预警机制等，适时向我省民族地区、广大经济落后地区及山区推广延伸。 　　二、发挥科技引领作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发挥科技引领作用，前提在于提升我省科技实力，关键在于把科技要素注入产业发展之中。同时，我们认为，还应积极推动科技要素向县域和广大农村流动，以促进城乡经济的均衡发展。 　　一是要加大科技投入，建立科技投入的长效机制。近年来我省科技投入工作取得了不斐成绩；但与东、中部地区比较，我省在科技投入总量、投入结构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亟待加强完善。我们要积极探索建立全省科技投入长效机制，包括投入的预测规划机制、多元投入机制、投入保障机制和考核监督机制等；重点依托全省现有的一批国家、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加大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力度，构建全省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加大科技杰出人才的支持力度，建立健全四川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人才培养计划，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充足的科技保障和人才支撑。 　　二是要切实把科技优势与产业发展密切结合。首先，要对我省科技现状，包括科研力量、技术成果、人才储备、政策环境等进行深入分析，准确把握我省科技的具体优势。其次，要对我省科技与产业的关联性进行认真分析，尤其是对重点科技成果的转化情况，以及重点支柱产业的科技支撑能力进行解析。其三，要运用市场机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和风险投资体系的建立。 　　三是加快推动科技要素向县域及“三农”领域流动。县域经济是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纽带，是统筹城乡工作的关键领域，同时发展县域经济也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出路。但是我省县域经济整体实力弱，发展不平衡，全省有60%-70%的县仍属于财政转移支付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省整个经济的发展质量与水平。发展县域经济，要以培育特色产业为主攻方向，以发展民营经济为根本出路，以城镇化发展为主要载体，以繁荣农村经济为重要基础，以项目建设为有力支撑。特别是要注意发挥科技作用，积极引导科技要素向县域和广大农村流动，在县域培育发展一大批科技含量较高的中小微型企业。 　　三、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我们要站在全新的视角审视我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意义；生态文明建设更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整合各方面的力量共同推进。 　　一是要正确处理好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四川西部处于青藏高原东侧，地形地质条件非常复杂，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尤其是5.12汶川大地震的发生，对我省地震灾区的陆地、江河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进一步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降低了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必然会对我省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生态屏障的建设造成不利影响。我们要立足长远，认真处理好大规模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切实采取有力措施，降低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问题。 　　二是要争取将我省重点生态保护工作纳入国家战略。我省生态建设，不仅对区域生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甚至对整个国家生态安全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尤其是川西北高原地区，是长江和黄河上游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是中华民族“水塔”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据我们调研，这一区域的草地沙化面积正以每年近10%的惊人速度迅速增加，湿地萎缩退化极为明显，加强生态治理及保护已经刻不容缓。我们建议，要争取将我省与青海省“三江源保护区”毗邻的“川西北高原十县”，即甘孜州的石渠、色达、甘孜、德格、炉霍，阿坝州的若尔盖、红原、阿坝、壤塘、马尔康，一并纳入国家生态建设规划，享受与“三江源保护区”同等的政策，以彻底改变这一区域的生态保护困境。 　　三是要将我省“地震灾区江河流域生态修复”作为重大生态保护工程纳入国家“十二五”计划。建议加快编制我省“地震灾区江河流域生态修复”计划书，积极争取把加快地震灾区主要江河流域生态修复工程列为中央下一阶段灾后重建的重要工作，并纳入国家“十二五”计划，作为支持灾区发展碳汇经济、扩大投资、拉动内需的特大工程，列为特大项目加以推动和实施。 　　四、深入推进开放合作，促进生产要素高效聚集 　　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也是新一轮西部大开放。我省应该在开放合作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推进生产要素的高效流动，尤其是要推进生产要素向我省的高效聚集。 　　一是建立促进生产要素向我省有效聚集的载体。要用系统整合的理念，重新审视现有的交通资源、经济资源优势与配置方式，在现有发展轴的基础上找准关键环节予以突破；加大“成德绵乐—泸宜乐攀”区域的整合力度，使其成为我省有效聚集生产要素的载体，使我省经济发展主轴的集聚能力更强、带动作用更大、开放水平更高。 　　二是构建和梳通经济大动脉。交通是发展现代物流业的基础。近年来，尤其是汶川地震后，我省的公路、铁路、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为制造业和现代物流业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条件。2009年底，全国已有13个省市取消了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我省也应逐步减少、减免道路桥梁收费。我们应进一步加强物流通道体系建设、运输枢纽体系建设、物流园区建设和物流信息平台建设，进一步完善政策环境，降低物流运输成本和社会成本，提高效益和效率。 　　三是要注重提高开放合作的实效。在灾后重建中，我省与对口援建省市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我们应进一步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加强长期合作，探索与对口援建省市、沿海发达省市共同建立“合作产业园区”、“园中园”、“飞地园区”，实行税收分成、产值分别统计等办法，提高沿海政府和企业转移产业的主动性、积极性，积极承接省外先进产业转移。